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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134章 朝局变化(上)(1/2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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无论兵部左侍郎协理京营戎政,亦或是户部尚书总督仓场,这都是非常重要的职务,断不是圣旨一下即刻上任那么容易。在上任之前,高务实还需要先回兵部交卸工作。

高务实在兵部虽然是左侍郎、堂上官,但他的工作相比较“兵部四侍郎制”下的另一位左侍郎石星而言,还是要相对“简单”一些,因为石星算是“协助尚书抓全面”,而高务实专管京营。

但高务实的这个“简单”只是工作范畴相对单一,实际上京营的那摊子事,任谁都知道很不简单。

尤其是在高务实亲自主导了京营改制之后,这种“不简单”就更加了得。如果高务实没有做出安排和交待,新的戎政侍郎上任只怕摸头不知脑,没有几个月时间下来,连门道都搞不清。

不过,戎政侍郎这个缺朝廷暂时还没有议定人选,所以高务实目前只能先找梁梦龙来交卸工作——石星也已经得到圣旨,顶上杨兆致仕后工部尚书的缺去了。

高务实这一卸任,有很多人比他还着急。戚继光和禁卫军一干将领立刻派人到兵部打了报告,得到准许私人进京的批准后,全跑来兵部了解情况;朱应桢、张元功等一干靖难系勋贵忙不迭递了联名拜帖,说晚上要去昭回靖恭坊拜见司农,甚至连一直身体不好的定国公徐文璧的名字也赫然在列……

也难怪他们着急,高务实“分割京营”之后,京营分为后勤和作战两个部分,虽然名义上依旧是听从五军都督府的统辖和兵部的指挥,但毕竟是“各自为政”了,双方对目前的情况也都非常满意,并不愿意再次变化。

如今高务实要调升户部尚书了,这京营的制度在新任戎政侍郎的主持下会不会出现变化,他们当然很是焦急,怎能不提前做点准备?

戚继光与高务实是多年的老交情,当然不会因为高务实卸任戎政侍郎就出现什么态度上的变化。恰恰相反,他对这位年仅二十五岁的大司农越发恭敬,在拜帖上的落款又改回了“沐恩门下走狗小的戚某顿首敬拜”。

戚司令都这语气了,禁卫军其他将领的拜帖更不必说,那真是一个赛着一个谦卑,又一个赛着一个亲热。

高务实明白这拜帖再次改动自称的意义,戚继光和一干将领这是摆明了自己依旧是脑门上贴着“高”字的,不会因为高务实的职务变动就有什么变化。

这是个聪明的举动。

高务实是升调,又不是被迫致仕了。他作为文臣,位进一品(太子太师),离入阁这个文官们人人向往的地位也更近了一步,最关键的是,如今他才不过二十五岁!

戚继光等人完全敢做一个预想:只要朝廷对察哈尔的决战按计划进行,以目前朝中“文帅”们在皇上心目中的的地位来看,这一仗十有八九还得是高务实领兵。那么,一旦战而胜之……这辅臣之位还不是唾手可得?

彼时的“高阁老”极有可能尚不及而立之年!

这太惊人了!

要知道,如今的内阁可不是早年的内阁,解缙当年三十二岁为阁臣,三十三岁为首辅之故事并不能套用——那时候的内阁不过是皇帝的私人幕僚,可如今的内阁是什么?大抵相当于唐时的政事堂,两者完全不可同日而语。

本来内阁的设立,一方面是因为皇帝忙不过来,另一方面也是皇帝想要用内阁来牵制六部,与六部分权。当时成祖恐怕并没有料到有今天这一幕:内阁全面压制了六部。

高务实如今已经是户部尚书,如果按照早年间的传统,他就没法入阁了,但按照近几十年的习惯,则意味着他离入阁很近。这其中的制度和习惯变化,很有必要说一下。

自内阁初建的永乐时期开始,一直到弘治年间,六部尚书与其之间就从未有正式的迁转情况。这种相互之间的对立在内阁成立初期已经有所体现。

永乐二年(1404)十二月立春之时,成祖朱棣于奉天殿赐宴群臣,照例赏赐六部尚书和侍郎金织文绮衣各一袭,同时“特赐翰林学士解缙,侍读黄淮、胡(广),侍讲杨荣、杨士奇、金幼孜衣,与尚书同”,而且非常明确地指出:“朕于卿等非偏厚,代言之司、机密所寓,况卿六人旦夕在朕左右,勤劳勚益,不在尚书下。故于赐赉必求称其事功,何拘品级。”并且强调:“朕皇考初制,翰林长官品级与尚书同,卿等但尽心职任。”

这段怎么理解呢?内阁在创建初期,虽然尚归属于翰林院管辖,当时内阁诸臣也以翰林院官职为尊,但是朱棣在这次宴会中,将内阁诸臣与六部尚书同等赏赐,并明确强调其官秩虽然仅为五品,但职能不在六部尚书之下。

这基本上表明,朱棣设立殿阁大学士的初衷,便有着削弱六部尚书地位与职掌之意,也就此奠定了两者之间相互制衡的关系。

当然,内阁这种职、权严重不相匹配的情况并没有长久持续,随着内阁地位的提升,仁宣时期开始形成阁臣入阁后加六部尚书或侍郎等虚衔的惯例。

如洪熙元年(1425)正月,加封“黄淮为少保、户部尚书仍兼武英殿大学士,加少傅兼华盖殿大学士杨士奇兵部尚书,太子少保兼武英殿大学士金幼孜礼部尚书,俱三俸并支,仍掌内制”。

虽然这种加封是“不预所升职务”的,但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对六部职权的侵犯。时人对此也曾明确指出其有违祖宗之意,“大学士五品尔,如欲加于六卿,则何不崇其阶衔也”。

这种加衔虽然破坏了对内阁的限制,但是显然在一定程度上给予了其干涉六部事务的便利,进一步强化了内阁对六部尚书的制衡。

另外,内阁建立之初的选任方式也与六部官员有明显差异,内阁基本都是以直接从翰林院官员中选拔为主,甚至因此曾选择部分新科进士与翰林院官员于内阁观政,作为阁臣的预备者。这一条到如今万历年间也依然存在,即所谓观政进士是也——他们的共同特点其实并不是“进士”,而是“翰林”,绝没有不是翰林却做了观政进士的。

对此种情况,《明实录》中较为明确的记载大概有两次,第一次是在永乐二年(1404)左右,当时新科进士中的一甲与庶吉士的28人“就文渊阁进其学”,最终三年考满之时,彭汝器、王直、余鼎等人得以留任。

第二次是在宣德九年(1434)八月时,“命行在翰林院修撰马愉、陈询、林震、曹鼐,编修林文龚、锜钟复、赵恢,大理寺左评事张益,同庶吉士萨琦、何瑄、郑建、江渊……三十七人,于文渊阁进学”。

文渊阁是阁臣入直办事之地,这两次进学实质是内阁为挑选接班人而进行的,其中较为明确的是,王直曾长期在内阁撰写诏书,马愉、曹鼐在杨士奇、杨荣致仕后入阁预机务,可见当时内阁迁入的惯例是以翰林院官职为主,这在正统以后也继续沿袭,“故正统年间陈循、高谷、苗衷、马愉、曹鼐以学士入,张益、彭时、商辂以修撰入,则旧意犹存可考也”。16

这种直接从“词臣”或者说“史官”选拔入阁的方式,显然重视的是秘书性职责,“盖朝廷用入阁者皆出翰林,翰林之选文字而已,非尝考其行也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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